如果连各国政府、政治家和警察机构对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态度都如此难以达成一致，可以想见公众和媒体对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就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简单的分歧是，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工作，究竟是对这个世界的矫正，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破坏？
此前维基解密披露的那段著名的视频《附带谋杀》，揭露美军在巴格达的行动中有滥杀平民的举动。对此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说，这段视频是“以管窥豹地看待一场战争，完全不顾前因后果”；而披露这段视频的人 “永远不用负任何责任”。这种指责适用于大部分的泄密事件，披露者不必为泄密的后果承担责任，而且披露的信息也大都是片面的、“不顾前因后果”的。所有认真的传统调查记者大概都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局面。
泄密者大量公布被列为高度机密文件的做法也并不少见。“吹哨者”们总是存在。我们能记得的上一个著名的吹哨者是来自五角大楼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鉴于当时还不存在如此发达的互联网，埃尔斯伯格没有个人博客，也没有将信息泄露给某个网站，而是将高度机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了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权威传统媒体——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让这两份报纸被送上法庭，还让《华盛顿邮报》差点被停刊。《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当她说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可能会毁掉这份报纸时，她的编辑们抗争说：“的确如此，但是毁掉一张报纸的途径不止一种。”
如今堂·吉诃德般的朱利安·阿桑奇身上则混杂了多种角色。发达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让这个灰色眼睛的白发澳大利亚男人成为备受争议的英雄。他身上有埃尔斯伯格、凯瑟琳·格雷厄姆以及黑幕调查记者如鲍伯·伍德沃德的影子。他同时兼具泄密者、媒体大亨和调查记者的角色。
阿桑奇相信信息的完全公开和透明将会改变很多事情，正如技术主义者相信技术终将改变世界，或者制度决定论者相信制度才是唯一的问题。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组织和机构刻意在隐藏或者扭曲信息，一场披露信息的解密运动，会让那些制造不公和多行不义的组织（有些时候是政府）受到惩罚，在压力下得到改善或干脆崩溃。
这原本是新闻媒体的工作。但阿桑奇在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建立一种新的标准：科学性的新闻。如果你发表一篇关于DNA的论文，所有优秀的生物学期刊会要求你提交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以便重复试验、检查和核对。新闻报道也需要这么做。目前的新闻存在着直接性的权力失衡，读者无法核实他所听到的内容，这会导致新闻的滥用。”但是随后他又说，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而不是提供客观的事件记录”，“要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那就是白痴。那意味着把街上的灰尘和被害者的生命同等看待。”
这种不用承担责任的信息披露，让很多机构和人物陷入尴尬，激怒了很多人，也触犯了很多人心中的准则——这些人倒并不真的是直接的受损者。美国前副总统候选人佩林说，应该像追捕本·拉登那样追捕阿桑奇。这是把维基解密和恐怖主义对等，是把信息的披露和撞向世贸大楼的被劫持客机对等。更多认为属于自己是阴谋和秘密受害者的民众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信息的民主化，没有哪个机构能够比民众优先占有更多信息。
姑且不论阿桑奇和维基解密想要的“解密运动”究竟是一种信息恐怖主义还是信息的民主化，但仅仅从他们受到的关注程度就可以知道，世界确实不那么透明，而更多的人想要更加透明。那我们为什么不着手让它更透明呢？
